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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派生货币中，最重要的是银行发放贷款。而银行贷款的投放，不是单纯取决于银行或央行的意愿，还受到贷款需求的影响。在经济增长潜力大、贷款需求旺盛的情况下，银行控制贷款投放是比较主动的。但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投资回报没有保证的情况下，贷款需求就会减弱，此时，银行想增加贷款投放是很困难的，即使银行实施贷款零利率，但如果借款人认为使用贷款进行投资可能连本金收回都存在风险，同样可能不愿意要贷款，而银行又不可能对贷款实行负利率政策，这就会造成“利率陷阱”，即在贷款利率降低为零的情况下，贷款依然没有需求，商业银行难以投放出去。央行即使对商业银行存放央行的存款实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也难以推动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投放。这种状况在很多市场化国家都会出现。

周鹏峰：总结一下您说的，一个机构是支持民企的，民企也要反思，另外扶持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最后问题希望向监管传达我们的建议，我们也希望声音能被监管听到。最后跟话题不是太相关的结束这场对话，前几天我们采访银行的一个领导，他说他们发现用户画像，千禧一代，所指千禧一代是90后，信用分期最大的支出是教育培训，我觉得这是非常乐观的指标，在我们今天探讨很多问题，不确定性中我们仍很有期待。

还没开始储蓄的人群中 ，一线至四线城市中36%-39%的男性和女性尚未考虑过他们的养老未来。而缺乏资金是最主要的障碍。将近三分之二的年轻一代仍然希望依靠政府养老金和现金储蓄来养老 ，而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希望依靠年金、保险产品、租金收入、股票或售房所得来养老。

事实上，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世界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整转型，已经很难再出现大的全球化发展高峰期了，中国促成也抓住了全球化发展最新一轮高峰期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其二，灵活推动外汇与外汇储备管理、货币总量调控。可以说，任何国家对资本和外汇的跨境流动都不可能完全放任不管；一个国家外汇储备的规模不是任意决定、想有就有的，要扩大外汇储备规模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外汇储备规模不存在严格的合理标准，只要不是依靠负债增加的，总体上应该是多多益善，多比少好。

2019年以来，房地产金融风险被密集提及。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至今已有18次讲话或政策提及要加强对房地产金融的风险把控。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于房地产金融的风险监管并不意味着房贷新政实施后，贷款成本会大幅度上行。切换后，房贷利率、房地产市场监管政策仍会保持平稳性、连贯性。

刚才肖总说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它的融资成本很低的。从商业可持续的角度来讲，并不存在所有制方面的歧视。但在实际工作中间我们会发现，有一种情况是两个企业，一个是国有企业，一个是民营企业，假设这两个企业财务指标各方面，行业各个方面的属性都很一致，包括甚至第一方面，第二方面都很一致的时候，可能对国有企业而言，因为是代表政府，背后有政府的信用和信誉，可能不存在对国有企业法人代表个人经验、人品进行考核，但是对民营企业可能会增加因素，如果民营企业法人代表在市场上一直很有信用，在业内有口碑，获贷通过率会高一点。相反有不良的记录，可能导致通过率比较低。会不会因为这种原因造成问题，大家觉得是不是有歧视性的待遇。